浅谈明代科举中的作弊与反作弊

家春秋

一转眼，时间又来到了莘莘学子们最讨厌的六月天。在这个盛夏之月中，学子们不仅要承受离别的痛苦，还要直面更为伤感的事——期末考试。
众所周知，人类在面对痛苦的事情时，往往都会本能地寻找“捷径”。
于是，针对期末考试的捷径就应运而生了，那就是考场作弊，电子设备作弊、小抄作弊，甚至是团队作弊，在如今的考场上，可谓是层出不穷。
不过，作弊可并非是现代人的“专利”，古人才是科考作弊之“鼻祖”，同时，古考官也是反作弊之创始者。
如若不信，我们不妨以明代科举为例，好好说道这考生与考官之间的“相爱相杀”。
明考生作弊：奇巧不俗

自隋炀帝开创科举取士后，这就成为了后世寒门登朝堂的主要途径。
后来，在宋人一句“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影响下，科举制直接被推上风口浪尖，大家都以科举高中为荣，一如今日的高考形势。
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们对于科举就是“趋之若鹜”，大家都为这一句话而奋斗：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而到了明朝，朱元璋推翻了元朝的腐朽统治后，旧元贵族大半都被消灭殆尽，其余的也随元廷北迁。

这就意味着朝中缺少可用之才，而且大战之后，多地官职皆有缺失，急需一大批人才来填补这些漏洞。
所以，一纸科考令下发天下学子，让大家都来明廷做官，为国效力，后又历经“南北科考之争”，让大家对明朝科举都颇为信任。
这也标志着科考正式登上了巅峰之位，大明学子纷纷赶考，以科举为荣。
然而，如此大批量的考生登场，就意味着竞争形势的严峻，可有才之人毕竟是凤毛麟角，大部分人皆是不分伯仲的普通学子。
于是非正当的“内卷”开始了，大家把心思动到了科考作弊上。

或许有人会认为：古代又没有电子设备，古人无非就是“小抄”作弊吧。其实这句话说对也对，说不对也不对。
因为，大多古代学子确实都通过“小抄”进行作弊，可这小抄的携带方式却可称“奇巧不俗”，根本不是傻乎乎地带进去这么简单。
当时较为推崇的作弊方式，首先就是写到汗衫上，考生在入考的前一天，就将好的文章誊抄到汗衫的内面，然后将汗衫穿起来，以此躲过考官的巡查。等到了考试的小屋内，便能趁机摘抄文章了。

诸如此法的，还有誊抄在鞋底、甚至是将小抄纸条放入笔筒砚台之中，这也使得科考前，市面上会兜售掏空的笔筒、带夹层的砚台等作弊工具。
不过，这些在当时看来只是“小儿科”了，真正厉害的还是在“人”身上做文章。
明朝周玄晖的《泾林续记》中，就对此类作弊法有记载：
在万历四十六年的科考中，有一位孙姓考生花了一千五百两银子托人买字眼，而这字眼指的就是记号，即考生只要做好记号，届时考官将批以高分。
除了收买考官以外，买通巡视官也是一种方法，让考场巡视官为考生夹带文章，或给予一些文章提醒。当然也可以收买朝廷考官，以此获得相关考题内容，但如此代价有些沉重，寻常人家难以做到。

除此之外，还有一类反其道行之的方法——陷害考官。
在明景泰年间，曾有大学士之子因科考未中，他们的父辈便联合起来，共同状告当期主考官阅卷不公，还“捕风捉影”的罗列了一些不公传闻。
听闻有人出面“做主”，不少落榜考生纷纷响应，一时间闹得明廷动荡。
仁义的景泰帝只得采取“两面讨好”的方法，一边对外宣称主考官无错，另一方面将这些始作俑者列入举人，以此将这场风波平息。
以上三种就是在“人”身上做文章的例子，可俗话说得好：“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还有一类考生是在制度上动手脚的。
这其中最有代表的便是“割卷”，由于当时明朝有“弥封”制度，这和当今的密封条一致，就是在改卷时将考生名字封上。

可有人就正好利用这一制度，他们收买改卷官员，让他们选取好的文章，然后将其“割”取到自己的名下，这样就能达成“移花接木”的效用，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综上所述，明朝科举的作弊，有夹带小抄的普遍性，也有以“人”做文章的出奇性，更有从制度入手的巧妙性，堪称一门学问。
那明廷又是如何对待这些作弊行为的呢？
明朝反作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诚如前文所述，明朝通过科考，是想吸纳社会人才，而非是投机取巧之徒。所以，反作弊的力度也是空前巨大。
针对夹带小抄的作弊方式，明朝采取的是“严搜统具”的方式，据明朝《续文献通考》记载：

“搜检怀挟官凡遇每场举人入院，一一搜检，除印过试卷、笔墨砚外，不得将片纸只字，搜检得出，即记姓名扶出，仍行本贯，不许再试。”

这一段基本表述出，明朝对于每一位考生都是严搜，除去笔墨砚外，其他“片纸只字”都不得携带，若有违反者，则革除考试资格，永远不许再试。
就算是能带入的笔墨砚台，明朝也采取了统一制度，即考生的文具都是统一制式，从根源上杜绝了作弊的可能。

针对考生们从“人”的方向作弊问题，明朝则采取“锁院”制度，即考官在考试前数日就锁宿于贡院之内，不得与外界往来。
这一做法在《大明会典》有详细记载：

“每场进题，考试官现行密封，不许进题官与闻，以致泄露。”

除去锁院外，《大明会典》还记载了科场禁令中对考官回避的有关规定：

“（洪武）十七年，令凡试官，不得将弟男子侄亲属入院，徇私取中，违者指实陈告。”

回避制度，从根本上杜绝了亲属直接作弊的可能，使考生们实在难以从“人”方面进行作弊。
至于制度层面的作弊，明朝也不断地进行制度完善，采取层层监督，官官相察的方式进行反作弊，据《明史》记载：

“乡试，直隶于京府，各省与布政司。会试，于礼部。主考，乡、会试俱二人……会试，御史供给收掌试卷；弥封、誊录、对读、受卷及巡绰监门，搜检怀挟，俱有定员，各执其事。”

这就划定了各等级考试的负责部门，让一次考试有多个上层部门进行监督，使作弊者就算可以从制度入手，也会被多部门的“联合执法”查出。
从以上的反作弊方式中，我们不难看出明朝对于科举反作弊的大决心与强力度，我们也能从中知晓：明朝不仅科举达到巅峰，对于科举的检察也达到了巅峰。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明朝提出的这些反作弊措施，几乎都沿用到了现在。
无论是严格的进场搜索制度，还是统一配发的文具，再到亲属回避措施，又或是层层监察的举措等等，这些不就是如今中考、高考的措施了么。
由此可见，明朝的反作弊措施，是具有先进性和科学性的。

结语：

综上所述，明朝的作弊与反作弊，就是一场考生与考官的“相爱相杀”，可也是如此的相斗后，才有了更加完善的科举制度，甚至沿用至今。
就如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刘海峰教授所言：
“一部科举史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一部作弊与反作弊的历史。”
这句话其实是十分正确的，毕竟明朝就是一个完美的例子。
若抛开这一层释义的话，其实明代的作弊与反作弊，本身也是极有意思的，这个意思就在于朝廷与民间的“较量”。
须知考官毕竟也是从考生而来的，所以他们对于考生的作弊伎俩也是了如指掌，而每一年又有源源不断的考生进考，这也注定着作弊方式会不断革新。
此二者隐隐之间已经互相承接，也从侧面反映出朝廷与民间的一种另类的交流，可见这作弊与反作弊间，关联的事物是极其宽泛的。

免责声明：如果侵犯了您的权益，请联系站长，我们会及时删除侵权内容，谢谢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