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分钟速读《万历十五年》明朝后期政治腐朽的本质：道德代替法治

大树儿

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治，至明代而极。当制度走向山穷水尽的时候，时代的每一粒灰落在每个人身上，都成了一座山。
明朝的灭亡不是始自崇祯，而始自万历。崇祯帝当年留下“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的嗟叹，虽然过于绝对，但并不是一句推诿的话。
万历十五年（1587年）明朝国运急转直下，这一年万历皇帝24岁，登基15年；张居正去世第5年；海瑞罢官在家，同年去世；申时行上任第四年；戚继光生命进入最后一年倒计时。
黄仁宇先生截取万历十五年为一个时间切片，深入剖析明朝灭亡的本质——以道德代替法治，依靠意识形态作为统治手段，实质就是人治。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的标准在于是否与文官的的共同习惯相安无扰。

从这一年开始，万历皇帝不再上朝，明朝进入无政府状态。以皇帝的身分向臣僚作长期的消极怠工，万历在历史上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例子。其动机是出于一种报复的意念，因为他的文官集团不容许他废长立幼，以皇三子常洵代替皇长子常洛为太子，文官集团认为这有悖伦理纲常，当然，这只是压垮万历的最后一根稻草。
万历深知文官集团的阴阳两面性，即大臣内心“隐蔽的欲望和动机”和“宣扬的道德高调”，于是干脆选择消极怠工，文官想要冒死进谏以达到“沽名卖直”的目的在万历手里再无可能，皇帝和文官集团的矛盾不断累积。
说到底，万历是在大臣的道德教育之下长大的，他的责任范围受文臣所安排，而这个局面在明太祖朱元璋手里已经定下基调—文官制度，并在朱孝宗弘治时期趋于成熟。
万历很聪明，能够洞悉现状，但他无法改变现状，又不想甘心充当文臣的工具，只能选择终极摆烂，不过，万历终究是少了他叔祖正德帝的那股子野劲儿，不然文臣们可是有的受。

中国历朝历代都会出现大臣过度强势的情况，皇帝也未必事事顺心。皇帝和大臣集团之间是合作关系更是博弈关系，在明朝后期这种博弈关系演化到无法收场的地步。在大臣以及皇太后的眼里，皇帝就是一个周而复始运转下去的国家机器，也本该如此。
但皇帝毕竟万人之上，过渡的施压可能会带来强烈反弹，大风起于青萍之末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大臣也没有错，姑且不说高拱和张居正以及冯保的政治纠葛，张居正作为帝王之师和内阁首辅之时，他尽职尽责，励精图治，积极变法，取得了斐然的成绩。但位极人臣再做出点政绩就难免飘飘然，这种飘飘然让张居正忽视了皇族的情谊不同于世俗，高位者的信任和赏识只是对等的价值交换，不可能长久。单就这一点来说，海瑞对他的评价是准确的：“工于谋国，拙于谋身”。
毋庸置疑，张居正在明朝历史上烜赫一时，绝顶聪明，他能记住千头万绪的详情末节，家国政事处理的井然有序。但从为人处世上说，他自信过度，不能谨慎，绝不让步，无视文官集体的双重性格和皇帝的抵触心理。最终在死后惨遭清算，政治上大刀阔斧的改革也仅仅是昙花一现，后被陈腐的时代淹没。
凡能用法律和技术解决的问题，就不要先就扯上道德，因为道德是一切意义的根源，不能分割，也不便妥协，所以这里边变数就会很大。

申时行作为张居正的接任者，有匡扶社稷的抱负，但是又怕重蹈前任的覆辙，于是选择“从中调剂，就事匡维”曲线为政，相较于恩师张居正，申时行更懂得和光同尘，虽然有人说他首鼠两端，但他大抵是不以为意的，毕竟首辅肚里能撑船，否则他也很难活到80岁高龄。
他并非消极怠工，恰恰是尝试新方法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毕竟事实证明张居正的那一套行不通。申时行觉得，首辅的最大贡献，在于使各种人才都能在政府中发挥长处，以达到让整个系统慢慢自我修复的目的。大才小才，庸才劣才，全部如是，即便是得罪过他，他也会摒弃前嫌，举荐录用，他一直提倡"诚""意"二字，忠恕之道。
但申时行在万历立储的事情上摇摆不定，最终还是得罪了文官集团，于是，道德上的控诉接连不断，申时行被迫于1591年离职。关于立储，明朝历史上已有两次惨痛的教训，一次是永乐帝和建文帝，一次是正统帝和景泰帝，这一点申时行再清楚不过，所以他左右掣肘，迟迟不决。
不过申时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做派并不是一直能够弥患补阙，也为明朝灭亡埋下了一个巨大的隐患——纵容努尔哈赤在明朝版图的东北角慢慢扩大势力。

海瑞大抵是不相信所谓的抽象的、至善至美的道德标准可以治国，他崇尚法令，相对于张居正朝前看的改革，海瑞更崇尚回归洪武皇帝时期的法令，想发财别做官，想做官就先抛弃一切利己的想法。
海瑞本身是矛盾的，人们都尊重他，但是没有人想成为他。个人道德之长，仍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海瑞以刚正不阿出名，怼天怼地怼嘉靖，在对待海瑞的态度上，可以看出嘉靖帝想作为的决心，嘉靖尸位素餐的原因大抵和万历是一样的——不愿意做文臣道德标榜下的傀儡皇帝。在对付海瑞的事情上嘉靖很犯难，罚他吧，他说的都对；不罚吧，心中又有气。按他说的做吧，又无能为力；不做吧，坐实了自己就是个昏君。嘉靖大抵是爱海瑞的，即使到最危急的时候他也是板子高高的举起，轻轻的放下。
海瑞是伦理道德的坚决信奉者和实行者，对国家和人民具有高度的责任感。但是他看不到人的阴阳两面性，海瑞只懂得道德的阳面，没有看懂道德的虚伪，师心自用，終被孤立，下场凄惨。



戚继光在张居正做首辅时期得到张的提携和器重，仕途青云直上，在军事上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张为他打通了各个关节，给予戚继光各种便宜行事之权，但在张倒台后戚继光成为全体文官的众矢之的，陷入了党派之争，孤独惨死。
文官制度下，武将大抵是不受待见的，即使立下汗马功劳但在文官眼里不过是匹夫之勇，明朝武官的社会地位下降到历史最低点。但相比于俞大猷，戚继光还算不错，俞大猷改革军队总是大刀阔斧，相对而言戚继光更结合实际，有清醒的现实感。
戚继光侧重于军士之间的互相配合而不是个人英雄主义，这一点已经相当难能可贵。戚继光选贤举能的原则像极了曾国藩——“拙”“诚”二字为要，趋炎附势，阿谀奉承之辈坚决不用。
就军事力量而言，万历时期组织上的低能造就了装备上的落后，野战军的军事力量和农民相差无几。戚继光训练的戚家军抗倭声名大噪，但在文官集团看来，这不是国家的后备力量，而是国家的安全隐患，武将的选拔由文官说了算，文官担任最高官职。这种情况下武将处处掣肘，弊端在“土木之变”时体现的淋漓尽致。
文官以牺牲国家武力为代价达到他们一直维持的平衡状态。穷则思变，戚继光、李成梁、俞大猷都穷尽毕生之精力做这件事，戚继光的天才之处在于在组织制度上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在私人关系上寻找出路，刚好有人给他便宜之权。
然而个人的力量终究改变不了腐朽的国家机器滚滚向前，虽已是强弩之末，但惯性可以让这个王朝继续存在若干年月。在30年后，努尔哈赤将带领八旗军在白山黑水之间崛起，改朝换代已成定局。

僵化的道德制度让人的精神与物质分离。上至天子，下至黎民百姓，无不成为牺牲品。一味地追求传统与稳定，就会丧失主动性。
万历、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等等人都对传统的道德制度发起了挑战，希望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但是无一人成功也无一人幸免于难。
一个庞大的帝国不依靠法律而完全依赖于四书所讲的伦理道德，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哀。万历十五年反映了明朝的大失败，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失败，保证了冲突即开，恢复绝无可能。
长远来看，这也给中国留下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改变的历史机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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