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皇权，缓和君臣矛盾，明朝政治体系中独特的内阁制度

贵安顺

中国的封建帝制共持续了两千余年，对于封建君主来说，务必要确保封建皇权的至高无上，如此才能保证统治的稳固长存。
但想要巩固统治，并非只有加强皇权一途，否则难免引起恶性反弹，想要统治长存，必须从专制与君臣协调中找到平衡点。
为此，各种行政制度、政治体制也都应运而生。
而起源于明永乐年间的内阁制度，在近年针对封建王朝行政制度的讨论中，热度始终颇高。
明朝内阁制度
学界普遍认为，内阁制度的出现缓解了皇帝终日累于朝政的尴尬局面，既加强了君主专权，又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君臣矛盾。
作为明朝政治体系中独具特色的体制结构，内阁制度的形成是为了满足宰相专权、分担君主事务、加强帝制等政治需要，但它的形成和发展却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逐级演变的。
那么，内阁制度是如何形成发展的，作为一种独特的政治体制，它又是否算得上成功？
明朝君臣
强化君主专制，缓和君臣矛盾

明代的内阁制度虽起源于永乐年间，由明成祖朱棣设立，但它的形成却与上一任皇帝朱元璋有着莫大关系。
想要说清楚个中关系，必须得说说中国封建历史上的最后一位宰相——胡惟庸。明太祖朱元璋早年起兵时，胡惟庸便已追随左右，深受朱元璋器重，加之其善于左右逢源，这一经历也为其日后升迁奠定了基础。
明朝初建时，基本沿用了前朝的行政体制，丞相制、中书省等行政制度也一律予以保留。
中书省为封建王朝的核心权力机构，承接帝意且有直接决策权，最高长官为具有实质权力的宰相。
朱元璋
明洪武三年，胡惟庸升任中书省参事。到了洪武十年，深受朱元璋宠信的胡惟庸升为中书左丞相，在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独揽大权，生杀予夺皆由他一人掌控，这让令胡惟庸逐渐被权力所腐蚀。
洪武十二年，胡惟庸心生反心，但事情很快败露，被朱元璋所诛。
经此一事，朱元璋深刻意识到宰相制与中书省的存在会为“一臣独大”埋下隐患，但直接废除了宰相制和中书省，改设六部分权治政。
宰相制被废除后，朱元璋还下诏令后世君主不得再立宰相一职，随着原先宰相职能被分解到六部，朱元璋最担心的“一臣独大”局面得到控制。
胡惟庸画像
除六部外，朱元璋还分设五府、都察院、大理寺等部门，总管朝堂大小政务。这些政务机构在地位上不相上下，没有高低一说，并且只有行政权，没有决策权，凡事都要有君主的指令才能实行。
这样的情况导致了原先宰相的职能虽被分解，但皇帝的权力却未能有明显分流，皇权在变相中获得加强，这自然是皇帝所希望，但此种体制的弊端也尤为明显。
首先，皇帝独揽军政、立法、经济大权后，并不能保证所有决断都绝对正确。
废除宰相后，虽没了君权与相权的斗争，但朝堂决策的制定者也从原来的君主与宰相共同制定，变成了由君主一人制定，具有一定的政治隐患；
朱元璋
再者，宰相是“百官之首”，他是仅次于君主的最高行政长官，在特殊时期虽然会站到君主的对立面，但更多时候则是大臣的代言人，是君臣之间的缓冲带。
宰相被废除后，君臣之间的沟通效率降低仅仅是一方面。
君权与相权的矛盾看似消失，实则并非如此，矛盾并不会凭空消失，只会以另一种方式转移，君主专制的形成必然会遇到阻力，君臣矛盾随之出现。
为进一步加权集权，朱元璋曾大肆屠杀以蓝玉为代表的一大批功臣，“蓝玉案”也是明初君臣矛盾爆发的典型事件。
蓝玉雕像
通过“靖难之役”上位的朱棣基本上沿用朱元璋的政治体制，不设中书省和宰相，此时君主与朝臣的矛盾依旧尖锐，诛杀功臣之事仍时有发生，朝臣对君主也多有不满。
君臣矛盾的加剧并不仅仅是因为宰相的废除，但也与此有十足关系。
原本君主只需深居简出，以宰相为代言人行使权力即可，宰相的存在有效调剂了君臣关系，当宰相消失后，君主与朝臣间就再无缓冲余地，因而导致矛盾的集中爆发。
朱棣
分担君主繁忙政务

宰相的存在并不仅仅在于缓和君臣矛盾，他的另一大作用是分担君主的政务。宰相大都拥有一定的决策权，更能发挥主观能动性，帮助君主从繁忙的日常事务中抽身，以应对其他更重要政事。
宰相被废除后，独揽大权的君主虽得到了权力的加强，但却又被繁忙的政务压弯了腰。
六部虽能帮助君主处理政务，但其行政决策的执行却需要君主的直接认可，决策执行的效率暂且不论，原本交由一人就能完成的任务，现在需要花更多的时间交由六个部门去完成，君主的工作量必然会加重。
明朝官员
据史料记载，朱元璋废宰相后，每天要处理的各类奏折都在六百件以上，其废除相制之初，更遇到了“八日之间内外奏札上千，大小事务三千”的窘状。
如此庞大的工作量，很快就压倒了朱元璋，他不仅要费心处理一些自己不必躬亲的事务，改革、迁都之类的大事也因而一并搁置，朱棣继位初期，情况也没有得到相应改善。
深感不可无辅臣的朱元璋起初启用了四位辅臣，这些人自民间选拔。
皆是才学出众、广有威望的耆儒（年老博学的儒生），且未有政治根基的他们根本不可能对皇权造成一丝一毫的动摇。
朱元璋
但也由于没有从政经验，加上这几人尽皆年老体衰，精神实在不济，未能给朱元璋提供太多实质性的帮助。
随后，朱元璋又创立了殿阁大学士，这被视为内阁制度的起源所在。该职位虽能在一定程度上为君主分担政务，但本质上属于“顾问”、“参谋”，且为了防止帝位受到威胁，起初的殿阁大学士大都品级低下，只起到为君主献策、解惑之用。
到了1402年，朱棣受到殿阁大学士的启发，设立了内阁。
内阁起初成员大多是先前的殿阁大学士，常驻于文渊阁、武英殿等阁殿，负责处理各类庞杂的政务。
朱元璋
这些政务覆盖祭祀、宗室文化、人才选拔等多个领域，当皇帝下发敕令时，内阁会在皇帝允许的情况下发表个人意见，针对皇帝所行之事，内阁亦有指正之权。
若遇敕令诏旨不妥等情况，内阁还有驳回或拒绝草拟的权力。
但需要注意，内阁权力看似很大，但他们只能在决策行使时发挥作用，并不能直接参与决策，这就使得君主的权力在尚未被分流的前提下，所需要处理的政务也被有效分担。
因此，内阁实质上属于秘书机构，大多时候，他们要负责的只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奏章的批阅，并注上处理意见，而后交由皇帝定夺，这有效降低了皇帝的负担，并且最终的批准仍为皇帝进行。
这样来看，内阁制度确实相当成功，但事实真是如此吗？
明朝官员
弊端仍无可避免

上文提到，内阁权力虽然极大，但多数时候并不能参与决策，因而不会分流皇权。
但这种稳定是建立在皇权兴盛的前提下，一旦皇帝孱弱，内阁凭借其极大的权力，便能够在一些特定时期形成“无宰相之名、之责，却行宰相之实”的危险情况。
明万历年间的内阁首辅张居正便是鲜明的例子，在其担任内阁首辅期间，朝堂大小事宜皆由其掌握，独揽军政大权，皇权几乎成了摆设。
除张居正外，像严嵩、徐阶等一众有超然权力的内阁首辅也不可忽略，他们虽无宰相之名，但其权力在许多时期甚至远大于前朝宰相。
张居正
内阁权力的不断膨胀，也在不断威胁君主的统治，这也导致原先的矛盾转移为皇权与内阁的斗争，这种矛盾一直持续到明朝灭亡。
内阁权力的膨胀与君主对内阁的依赖有直接关系，内阁的出现，使得君主有了不必躬身于朝堂政务，仍能坐享江山的机会，而君主为了继续享受权力而不承担义务，往往会选择持续放权，放任内阁的做大。
而当皇帝对内阁持续压制时，又可能放纵宦官的做大，导致宦官专权。
翰林学士
另外，内阁成员大多由翰林学士组成，这些人虽熟读五经六义，但缺乏实质的政治才能，而是长于政治斗争，且大多保守迂腐。
这不仅使得文官做大，更让朝堂党争不断，还导致武官无法进入到决策层，影响到君主的决策，而重文抑武的恶果早先的宋朝早已尝尽。
最后的结果是军事被搁置荒废，朝堂斗争不断，国家陷入无尽的内耗中，并且由于没有军事实力支撑，一旦有外部武装入侵，国家将随时陷入危难中。
明朝官员
点评

内阁制度虽有弊端，但其存在几乎贯穿了整个明朝，可见其本身所具有的合理性，它不仅巩固了皇权，更有效分担了君主事务，以致明朝后来的经济、国力强盛，总体来看利远大于弊。
<hr>参考文献

[1]李小波.明代内阁密揭制度考析[J].历史研究,2021(06)

免责声明：如果侵犯了您的权益，请联系站长，我们会及时删除侵权内容，谢谢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