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高考”有何不同？——兼及明代周天官的科举之路

一叶知言

会试？殿试？
古代科举与当今高考有着相似之处，但又存在明显差异，本文重点阐明古代科举考试与当代高考的差异。
本文之所以拿明代与当代比较，是因为明代的“科举制”及相关教育已经空前完善，而又未像清代那样“老熟”腐败。
本文专门讨论官办“县学”的相关考试与高考的不同。
为了充分说明问题，本文论及明代重臣周天官（周嘉谟）的求学之路及科举考试。

古代科举考试的四个层次与相应资格（功名）
一、不同的“学历”层次与级别不同的选拔考试
古代科举考试有童试、乡试、会试、殿试等四个级别，在这四个级别中，很难找到与高考对应的“学历”层次与考试级别，仅有乡试与高考较为接近。
明代的乡试一般三年才考一次，考上的人被称为举人，中了举人就意味着一只脚已经踏入了官场，即使后面的“会试”没有通过，也有机会当官，如担任学官、县令之类职务。即便没能当上官，在县里的地位也是非常高的。例如，中举的“喜报”传来，当地的绅士、豪强必定前来恭贺讨好，举人面见县长，县长是要看座的。也因此，范进中举之后，上午还在打骂范进的岳父马上改口喊老爷，打过范进耳光的那只手突然不能弯曲，隐隐作痛。

科举考试的“号间”
高考每年一次。在八十年代初考上重点本科，因为那时候的大学毕业生“包分配”，所以其地位勉强可以与举人相比，但相去甚远。至于当下的大学毕业生，简直无法与明代举人相提并论了；即使读了硕士、硕士毕业之后又考上了公务员，其地位也赶不上明代举人。
当然，我们还可以拿明代的“童试”类比今日高考。童试是科举考试的最低级别考试，由易到难、由低到高分为三级：县试、府试、院试。通过院试的童生，改称“生员”，就是我们俗称的“秀才”。“童生”的“资历”应该高于“高中生”，“童试”的考试级别接近于高考，但秀才的权重又不如高考录取的本科生，因为秀才不能直接做官，它仅仅是一种资格，而不是“功名”，因此，许多秀才终生穷愁潦倒，明清时代有很多秀才穷得没饭吃，范进是其中之一，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也算一个。与此不同，今天的高中生考上重点本科，四年之后大多能够找到饭碗，因此本科生的“含金量”远远大于秀才。

中举了，范进高兴得发了疯
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17岁周嘉谟获得“童试”的院试第一，其资格与步入晚年的范进相同，可谓少年得志，但他也只能进入汉川县“县学”学习。两年后补了个“廪膳生员”成为公费生，享受每月六斗米的津贴，再无其他特权；如果他不读书，其资格就和范进一样了。事实上在明清时代，许多秀才最后进入社会底层，与穷困百姓无异。
综上所述，在学历层次和考试级别层面，“高考”与科举考试几乎没有相似性。

街邻们在烂泥中找到了高兴得发疯的范进
二、不完全相同的考试功能
古代科举考试的功能单一。
朱元璋坐稳龙椅后诏令：天下府、州、县立学，说“朕惟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然而，事实上“教化”并非“立学”的主要目的，因为官府办学的主要目的是为封建国家培养官僚，也因此考生必须具备“经世治国之术”，科举考试的核心功能是为封建统治选拔人才。
然而，今日高考的功能多样。通过国家考试选拔栋梁之材，服务于国家与社会，在这一点上古今“选拔赛”没有太大差异，但今天的高考至少承担着古代科举考试所没有的两大任务。一是，进行社会就业的初步分类与人才遴选，而古代科举则没有承担这一功能，因为落后的农耕社会没有这方面的需求。二是进行社会分层：通过社会公认的权威考核，对新一代公民进行宏观分层，为将来的社会分配做铺垫——降低差异性社会分配所致的阻力，分散社会矛盾。对于古代科举考试而言，社会分层这一功能可以忽略不计，因为为数不多的“人上人”并未与基层构成大面积的社会对立。
———整个明代，湖广地区每年乡试中举人数在0-55之间波动。至于阶层剥削所致的阶级对立是另外一回事。

浙江横店状元祠 经常上演“状元游街”
三、不完全相同的考试内容
首先，古代科举是纯粹的“文科考试”（“武举”考试另当别论），但今日高考有文理之分。这种差异是由我们上面所说的“考试功能”差异所致，或者说是由考生的社会服务指向差异所致。对此，我们暂不深入讨论。
其次，今日高考具有较强的工具性，而古代科举考试则更具鲜明的人文性。撇开“理科考试”不谈，当代的文科高考的考试内容主要针对“社会服务”而设置，如英语考试是纯粹的“工具使用”能力考评，政治考试主要测试考生的思维方式及考评考生将来的政治行为方式，“语文”主要考核考生对汉语的“听说读写”能力，数学……
撇开“童试”与“殿试”，明代科举考试的乡试与会试的内容与形式基本相同：有四书义、经义、论、诏、表和判语等几种题目类型，总共考三场（科），出题范围严格限于“四书五经”，而且侧重于“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因此，即使是现实性很强的“论”“策问”也具有明显的文化性、精神性，而“工具使用”与技能技巧考核则被放在次要位置。

主考官睡着了
例如，明正德十一年浙江乡试“治国总论”的题目是“君正莫不正”，这一题目是考探童生的“治国之术”，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但这句话来自古籍《孟子·离娄章句上》，答题以阐释经典为主，而不是重点考核考生的能力。——原文是“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考生只要从孟子的原意出发，说明“只要君主端正，国家就安定了”，再针对现实提出“对策”，就可拿到基本分。至于“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之类考题，就纯粹是考核封建伦理道德了，其人文性显而易见。

殿试？
四、育人单位面临不同的生存压力
假设当今高考的育人单位是高中，古代科举考试的育人单位是“县学”，那么，育人单位都面临着考试带来的压力，但二者压力的性质不一样。
高中所承受的压力主要来自“市场”，即同行竞争或市场的蛋糕份额之争，包括优质生源的多少、高考上线率的高低、考上“211”“985”学校的考生数额、考上国内顶级高校的人数，等等。
“县学”的生存压力来自国家考核，要接受国家的优劣评判。以明代为例，县学一般设教谕一员、训导二员，九年为一个任期，任期考核的标准是乡试考中举人的个数，外加“考通经”的结果，考核成绩分为三个等级：称职，平常，不称。国家根据考核等级决定“学官”去向：“凡称职者升，平常者职如故，不称者降”。如果“称职”，且有“功名”在身，那么学官可能被提升至县令等官位。

金榜题名三士：状元，榜眼，探花
——在明代末年，出于生存压力，“男丁”不足的湖北汉川县出台优惠政策，招徕天门、潜江、沔阳等邻县的学生前去就读，周天官是奔赴汉川读书的“外来人”之一。周天官的父亲在长阳县担任教谕，第一次考核等级为“称职”，被提升为“学正”，第二次考核等级为“不称”，因而降职使用，调离学校，“责授”景陵（天门县）干驿镇河管职务。
就一般情况而言，今日高中的生存压力不会影响教师的“生存”，最多涉及奖金的多少，但古代县学的生存压力较大：如果乡试“剃光头”，且“考通经”不理想，那么考评等级肯定是“不称”，因此教官很有可能丢掉饭碗。明代最倒霉的两名教官遭到流放，因为二人认为自己的本职工作是教育，拒绝向朱元璋反映其教学所在地的民生状况。
五、科举考试的资格认定更为严格
今天的高考和古代的科举考试都要对考生进行“政审”，但古代的“政审”更为严格。明代乡试规定，考生必须相貌端正，妓女与戏子的后代不能参加考试，“服丧”阶段的人不能参加考试；享受国家津贴的“生员”三次学业成绩合格才能参加考试，学校训导“专教生徒”与“罢闲官吏”不能参加考试……

高考状元，打马游街
考生的考试名次越靠前，“政审”越严格，尤其是对待“点状元”的对象。明建文二年廷试，根据试卷成绩，取来自吉水的王艮为第一，但后来发现王艮长相不佳，遂以胡广易为第一名，“王艮次焉”。为了察看“准状元”的相貌，明英宗时还专门派朝廷密探“小黄门”到考生住处探查其外表面目。正统四年(1439)殿试初拟直隶昆山县考生张和为状元，朝廷密探“小黄门”探查其面目，发现张和“眼睛上有白色疤痕”，于是另改直隶吴县人施架为状元，而张和则被定为第二甲第一名。

晚清县学一景


——民间故事中的麻子或独眼“状元”与皇帝对话，拿“麻子满天星”“独眼照光明”之类话语为自己辩解，那完全是民间想象，因为有残疾的人在乡试阶段就被淘汰出局了，根本不可能走到“殿试”这一步。
显然，今天的高考不存在如此严苛的“政审”，而且随着时代的进步，高考“政审”日趋宽松，彰显“人性化”。
……
古今“高考”还存在其他方面的差异，限于篇幅，拙文暂不讨论。
（拙文参考了黄明光等学者的研究，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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