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幅明代政治生态全景图

凡人一梦

本书是一部明代政治制度史的经典著作，立足于中国古代国家制度的基本特征及形成道路，以明代国家权力的内部结构和运行法则为切入点，勾勒出明代从中央到地方，从皇帝到乡绅里甲层层制衡的庞大国家机器。通过明代权力结构初创、定型、调整、再定型的全过程，展现明代国家权力结构演变的双轨制轨迹，展示中国历代国家权力“内廷机构外廷化、中央机构地方化、监察机构行政化”的普遍规律，揭示中国古代社会制度尤其是君主制度的本质特征。
国家制度一经建立，法定权力的构成及分配往往是相对静态的，但这种静态仅仅停留在“祖制”的层面上，其运作过程中的权宜和调整永远是处于动态的，一些偶发事件及政治家个人的权变在其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将明代国家权力结构看成是一个动态过程，并将特定时期“阴差阳错”发生而后来被证明重要的历史事件以及推动这些事件发生、发展并且对国家权力关系产生影响的个人行为、群体行为纳入研究的视野，将是本书的重要特点。
根据上述思路，全书分为三个部分。
上篇讨论的是明代中央决策系统的权力关系。由于明初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特别是明太祖个人求治过切、杀伐果断的个性，春秋中期开始出现并在秦汉时期得以确立并延续到明初的宰相制度被废除，这是中国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可以说，如果不是明太祖个人的性格因素，这一情况绝不可能发生。明代中央决策系统的权力关系，正是在这一前提下重新进行组合的，并形成了内阁通过票拟处理中外一切庶务，司礼监代表皇帝通过对阁票批红进行再裁决，六科签署或封驳一切“旨意”以行监督，皇帝不视朝不接见大臣“垂拱而治”的格局。在这一格局中，皇帝不必亲自处理任何具体事务，却可以随时追究任何部门的责任。皇帝、内监、内阁，成为中央决策系统的“三角”。从表面上看，皇帝为核心，内阁、司礼监为两个支点，但实质上是以内制外，司礼监代表“朝廷”制约内阁。被当今学界广泛认可的明人沈德符等人关于内阁与司礼监“对柄机要”的论断，其实并没有真正揭示出内阁与内监之间的关系。这是明朝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任何朝代的中央决策系统的权力关系。本篇描述的，正是这一格局及权力关系的形成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的种种偶然和必然。内书堂的设置及“知识宦官”群体的出现，无疑既是应这一格局需要而产生的新事物，又是推动这一格局形成的重要因素。
中篇讨论的是明代中央管理系统的权力制衡。在这个系统中，以司礼监、御马监、内官监、御用监等为代表的内府宦官系统，与以六部、五府为代表的外廷文官及武职系统，以及专职监督的都察院，构成了明代中央管理系统的权力制衡主体。几乎所有的国家事务，无论是财政管理、军事管理还是司法管理、外事管理，均由外廷相关部院及其下属机关、内府宦官相应监局，以及都察院的各类差遣官员，三方乃至四方对等负责，形成内府与外廷的全方位制衡。本属都察院但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十三道监察御史与六科给事中所构成的言官系统，又在这一制衡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央管理系统的这种权力制衡，早已超出了明太祖设计的所谓五府六部“相互颉颃”，而是以内制外、内外相制，以下制上、上下相维，无论哪一个部门，其权力都在其他各种权力的制约之中。
下篇讨论的是明代地方国家权力的调整与重组。行省—三司—三堂—巡抚，是明代省级权力结构演进的全过程。这一过程既反映出中央在地方集权与分权上的矛盾，也反映出权力上的集中在处理地方事务中的必要。省与府之间“道”的出现，是明代地方上的国家权力在社会矛盾发展过程中调整与重组的重要结果，也是明代国家权力在解决社会矛盾时的主要的体制上的改革。而里甲、保甲特别是里老的设置，以及在各地推行及倡建的乡饮酒礼、乡规民约及申明亭、旌善亭，在国家允许及默认中复兴的宗族组织等社会权力，既是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的延伸，也是明朝以民间自治作为国家权力补充的意图的具体表现。但是，构成国家权力的种种因素，包括显现的因素和潜在的因素，如在职及离任的官员及吏员，受到国家礼遇并作为国家权力主体后备力量的生员、举监，其他在基层社会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各色人等，随着国家权力的衰退及统治效能的降低，都有可能成为异己力量。南宋叶适曾经指出在中央集权体制下地方政权“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的弊病，这一弊病在元明时期继续存在，甚至更为严重，所以清初顾炎武提出了“寓封建于郡县之中”的主张。但至少到清朝，这些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可以说，在非民主制度的社会中根本无法实现。
皇帝集权、中央各部门分权，中央集权、地方各部门分权，既是明朝也是中国历代统治者所希望的权力构成方式。其间的分分合合，反映的是社会发展进程与统治者意愿之间的矛盾与统一。
内廷机构外廷化、中央机构地方化、监察机构行政化，是中国历代国家权力关系演变的基本规律，这一规律在明代国家权力结构的演变过程中，仍然处处得到体现。
所有这些问题，本书将力争有所讨论，并提出自己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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