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在明代产生了什么变化？

家春秋

原创作品：科举在明代产生了什么变化？
到了明代，科举制有了进一步发展：据《重刊兴化府志》 卷之十八记载，洪武三年（1370 年）五月十一日，明太祖下科 取士之诏，做出了“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选，非科举毋得与官” 的决策，规定乡试、会试文字程序、面试内容和举人名额。乡试在 各省进行，福建省举人名额 30 人，全国总额定 500 人；会试举人 100 名。殿试，“时务策一道，惟务直述，限一千字以上”。“出身： 第一甲三名，第一名从六品，第二、第三名正七品，赐进士及第； 第二甲十七名，正七品，赐进士出身；第三甲八十名，正八品，赐 同进士出身”。
《重刊兴化府志》又说：“凡乡试中试，始得会试； 会试中试，始得廷试。会试分甲乙榜。举人中甲榜者，廷试不黜， 但考校高下，赐进士出身有差；中乙榜者，分学正、教谕、训导出 身有差。有不愿就教职者，与夫下第者，准令入国子监肄业，或挨 次出身，或再会试。此为常例。”后来，乡试增额，福建布政司九 十名；会试也增额，例如永乐二年（1404 年）曾棨榜四百七十名； 四年，林环榜二百二十九名。所以会有着变化，是因为大政方针已 定，“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选，非科举者毋得为官”，社会发展了， 需要官员多了，乡试、会试也就相应增额了。 所以，朱元璋的开科取士之诏说明，一，为了缩小各地区文化 发展的不平衡，各省乡试举人名额有限，让落后地区也有自己的解 元和举人，以激励这些地方教育事业奋发图强，迎头赶上；二，为了持续进行政权机关建设，乡试、会试三年举行一次，成为雷打不 动的制度；三，进士选拔要过乡试、会试、殿试三道关，层层把关； 四，举人、进士一旦得中，一般都可远离家乡到省外做官，有利各 地区之间文化交流和反腐败的斗争。一句话，为了长治久安，我国 历代政治家、思想家等那真是为政府官员人选想方设法，绞尽脑汁。
为什么明代用人制度富于自己时代特色？因为法制建设如逆 水行舟，不进则退，不会停留在原有水平上。宋代人事就近安排， 到邻郡任职，富于“人情味”，但是教训却是冗员多，士气低。北 宋中期，各级官员达到 17000 多人。按当时一位大臣的分析，这比 实际需要多出两倍，即多余的占 60-70%。而且军队也严重超编。 宋仁宗（1022-1063 年在位）时，范仲淹试图整顿吏治，在审核人 选名单时，把碌碌无为的一笔勾去，但行不通，因为牵涉面大而不 了了之。宋神宗（1067-1085 年在位）即位后，决心消除各种弊病， 克服统治危机。1069 年，他任用王安石主持变法。列宁称王安石 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他的改革得到了宋神宗的肯定和各地民众的拥护支持，。这是因为变法 是一场革命。你革人家的命，人家却要革你一家的命，情况就复杂 了，“人情味”变成了“火药味”。过去，有人把变法阻力大原因归结 为大官僚大地主反对，那是无的放矢，因为北宋官员、军队严重超编本 身就是两个杀伤力无比的“定时炸弹”！要减员，就要“给出路”， 处理不当，就会发生守旧派盲目对抗，与北宋政权同归于尽。明朝 建立后，明太祖朱元璋在精兵简政的同时，加强法制建设，严惩贪 赃枉法，增强政权活力。与此同时，他还关爱地方政府主要官员， 实行保护政策，让他们去外省任职，以充分发挥才干。洪武末年， 全国在籍总人口达 6054 万，比元代极盛时期总人口还多了 700 多 万，这说明明初法制建设卓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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