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科举制度是怎样？黄州科举家族怎么产生的？如何做到科举最盛

轩轩奶奶

在明王朝求取人才和巩固政权的大背景下，黄州的“科举盛事”自此开启了新的起点，至万历期间，己经成为“科第为多”的地区。
有明一代，明王朝开88科取89榜进士14，黄州举子一共有七十三榜中式，共产生了284名进士，约占了明代进士总数的1.2％，在湖广15府2直隶州中，位居第一，约占整个湖广进士总数的20％。

若以大湖之北与大湖之南相比，湖南又稍显逊色，因此嘉靖十年（1531年）湖广乡试后，作为考官的行人徐谦曾感叹到：
“湖南山川之美甲天下，然自开辟以来至于今日而大圣人始作何也！盖天地至精至粹之气久于积泓于蓄，故其发也，昌以大是气也。一钟之翼比而尧舜者出，以开百有余年之帝治；再钟之岐周而文武者出，以开八百余年之王业。
钟之淮甸，则圣祖兴焉！亿万年鸿基兹启矣，钟之湖南，而我大圣人作岂非无疆之休乎，然其间亦比有附是间气，而挺生于若地者为之名世。故元凯冀产周召岐英，而我朝开国功臣又皆淮之豪杰也！则夫今日独无若人者奋于湖南乎？”
大湖之北的进士数量是名副其实的全楚之冠，而科第为多，楚之黄州是也。明代万历时期黄冈知县茅瑞征（字伯符，号玉芝，浙江吴兴人，万历二十九年进士）所称：“维楚有材，黄郡实当其半”。

按照茅瑞征所言，楚中之人才，“黄郡实当其半”，进士又是人才中的佼佼者。虽然茅所称黄郡进士比重有点言过其实，然确实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可见其人文之盛。
一、黄州府进士的时空分布

1.明代黄州进士的时段分布及特征
从明代科举发展的总体趋势看，郭培贵曾高屋建瓴的总结了明代科举制度的发展情况，其中太祖至太宗为创制时期，仁宗到英宗后期为科举发展时期，宪宗至穆宗为成熟和鼎盛时期，神宗至思宗为僵化与改革时期。
然而明代黄州的科举发展趋势与整个明代相比又呈现一种滞后的特点，具体而言，洪武至天顺年间黄州的科举才算是起步阶段，成化至正德年间是发展阶段，嘉靖到万历是其鼎盛时期，而泰昌至崇祯以后则处于回落阶段。

嘉万这段时期中进士人数众多，这固然是帝王在位时间相对较久（基本波峰所在区间，大致对应的是帝王在位时间比较长的时段）而开科次数较多，以及前期不断积累等因素有关。
在明朝共举行的90科乡试，其中20科为不拘额数录取，70科为定额录取，所以大多数是采用定额录取。
对比发现有一明一代解额的变动，发现湖广在嘉靖十九（1540）临时增加了名额，这是由于湖广是嘉靖皇帝的本原之地，这次名额的增加，可以说对湖广士子及其有利，在某种意义上也推动着黄麻地区在嘉靖万历阶段科举盛事的大喷发。
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己未科中，整个湖广考中23人，其中黄州一共考中12人，其中缘由不得不提及的是万历四十七年的会试考官中，考试官与同考官共计22人，其中便有黄冈的官应震和广济的吴亮嗣。

而有明一代黄州士人很少担任会试考官，考试官往往把握着衡文的标准，如果其文风相似，则录取的概率就会增加。
再具体到黄州各州县，麻城在成化年间开始起步。此时的麻城就已经呈现科举盛事。观黄冈，真正起步的时候是在正德年间，直到万历年间才达到最高值，
2.明代以经取士，举子生于斯而业
麻城在有明一代共考证92名进72名，已属科举大县，在楚省中能与其邻近的麻城相媲美，而黄冈在清代更让人其惊讶，“人文蔚起，科甲连绵，济济乎为全楚之冠”。
蕲州比蕲水的进士数量只多一人。宄其深层次原因，正如清代麻城进士袁铣所言：“一邑之科名，视乎一邑之文运；一邑之文运，视乎一邑之士气；一邑之士气，视乎一邑之人精神，有以培善而振兴之。麻邑科名，乡称极盛”。

作为黄州本地士人，袁铣总结到麻邑科名之盛导致文运盛、士气盛、士人精神振兴，而“振兴”需要靠学校而培善，反之亦然。
试举几例，其一，举人数量基本与进士数量呈正相关。因为举人是进士最直接的后备资源，因此乡闱盛则科名盛。
根据所统计的以及史料所反映的，明代黄州进士家族的特点着重表现在以下一个方面：其一，进士家族分布不均衡，麻城独占鳌头；其二，进士家族数量较多，一门数进士现象较常见。
其三，进士家族都有各自的家学传统，并且各县之间专经抉择有所不同；其四，进士家族之间姻亲关系密切，戚畹极盛。
二、“学必专经”：黄州进士的专经抉择

1.师承：无师而改经与各有师传
师承无师而改经与各有师传当然也有入馆求学，或延师求教，或负笈游学。而对于家境环境一般的学子而言，求师过程尤其艰辛，有师承则对举子特别重要。
耿定向是晚明一代理学名宗，为官数十年，在京师、南畿、和楚省黄麻等地进行也多次进行讲学活动，结识不少阳明后学人士，亦有“学人士皆以山斗仰之，……南中人士之望，公有如望崴”，而后“为耿氏之学者盈天下”但是耿定向的求师之路却是异常的艰辛。

耿氏家族亦是世代研习《春秋》，其祖父辈耿光即以治《胡氏春秋》而中弘治辛酉（１５０１年）举人。
耿定向七岁开始学四书，十二岁习制艺，但又学无常师，同时在其十六岁时父亲去世，而又家寒，没有至亲言传身教，故治学求师之路令其倍感艰辛，而有不得不到处求师，耿定向十二岁开始师从叔父学制艺，即专《春秋》。在十六岁，名者曰“足决科矣”！
然直到二十九岁才始中进士，直到参加两次会试才真正“抉科”。这段求学记录，道出天台先生求学之艰辛，而家庭生活又及其贫困，当然，传统“师说”情况在明中后期似乎有所变化。

一方面明中期以来讲学风气兴起，黄麻之地亦兴建书院，在耿定向、顾问兄弟等人的讲学运动影响下，天下名者云集，或传道授业，或探科举之道，或悟阳明之学。
2.趋利避害：与其他州县规避竞争
考生不仅考虑五经之中，是否有家学渊源、是否有师传，还考虑着何经容易学，何经容易专，何经录取率高。很多举子既治一经，又兼通一二经，甚至有贯通五经的。
他们往往在兼通一二经之后趋利避害，选择适合自己和更容易在考试中获得名次的经学。同时也考虑与邻近其他县的竞争优劣，这种规避竞争的做法也在府、州、县学课试过程中所要考虑的。
麻城《春秋》、黄冈《礼记》在明代后期的名气己经传播于外。黄冈、麻城士人在乡举中往往以《礼记》、《春秋》独占鳌亏，明之黄冈。

因此，如何在生员的课试中脱颖而出，如何在乡试中避开强县，也许是其他县诸生需要考虑的大儒，姓卢，黄安人士，因世居中和河东，故学者称之东河先生。
有人建议他改学其他经书，然尤精《胡氏春秋》，终不改。
3.采诸家之言，制举作
当然，除了上述专经路径之外，很多举子为了应付繁琐的举业和内容庞杂的五经，举子往往都偏爱一些制举之书或者自己采集诸家之言而成自己治学经验，黄《序》点出了该书的特点：
并诸家言论，阐发要义。其作用便是“为博士制举作，旨在提要纂玄，阐明精意”，因此“始有功于《礼》经者”。
4.家学：一经之传，世代研习
明代黄州地区出现了很多科举家族，这些家族多通过诗礼传家，往往集中攻某经，形成家学。基于士子本人及其家族对家学的承袭，往往又使家族保持长时段的兴盛，因此多世家故族。

麻城坝上李氏，早在宋末就自南昌迁往麻城，其后代掇魏科不乏其人。
其姻家如麻城梅氏、周氏亦以《春秋》传家。李氏家训写道：“读书当专心举业，四书本经背诵极熟，讲解极细。其讲解一遵当时功令，世所尚者，不可别求僻异，违众矜奇，书文经文止读近科墨卷、考卷，房书名稿不可远慕……”。
此家训最晚可推至清康熙年间，家训中的本经，对于李氏而言应该是《春秋》经。
对于本经，必须背熟于心，其讲解亦是参考近科墨卷、考卷。应该说此家训已经道出如何应举，这便是李氏家族在考取功名方面一直不乏其人的秘诀。
结语

关于黄州地区世代研习一经的家族较多，如黄冈王氏家族世代研习《礼记》，黄陂邢缨家族、吴之皞家族世代研习《诗经》，蕲州华峦家族研习《尚书》，诸如此类，多有家学渊源。
当然这种家学也与师承有极大关系，这种师承也会变成学子的家学。敬吾先生，即罗田萧继美，字敬吾，其子萧誉，官至兵部主事，跟随同乡之师耿定向学阳明之学，开启了萧氏家学。

对于萧氏到底专何经，尚无明确史料记载，但该家族亦可称得上罗田之望族。
部分士子因姻亲而受业，婚姻对家学的传承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黄州科举群体在择姻方面除了考虑门当户对之外，其本身的科举情结往往亦是情理之意。进士群体的婚姻情况放映出妻族方面对其举业也有所帮助，一方面因结姻而有受业之机，因此很多进士家族或者家庭都十分注重“睦姻”的传统.
另一方面通过血缘、地缘、业缘等关系，黄州进士形成了广泛的社会网络，其戚畹之盛。他们或以姻娅而见亲，或以友朋而砥砺，或以同乡而仕宦相依。
蕲黄声名旧日稀，随着科举、文化的发展，明后期的黄州成为“科第为多”的地区，亦成为“与海内大区相比数”的巨郡，“楚黄”、“吾黄”的表述则是明中后期黄州士人对自己桑梓的一种认可。
以进士为代表的黄州士人“卿相于朝，藩皋于外”，越来越多的黄州士人也不断寻求或者拥有了一种共同的地域归属感和自身的身份认同，而在为方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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